俄国作家契可夫介绍

契柯夫
契柯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柯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柯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柯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
　　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契柯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柯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柯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可夫

十世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契诃夫即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莫斯科大学毕业，做过医生。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幽默性和艺术性。其主要作品有《变色龙》、《乏味的故事》、《决斗》、《草原》、《农民》、《在峡谷里》、《海鸥》、《哀伤》、《苦恼》、《万尼亚舅舅》、《套中人》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第六病室》、《小公务员之死》小学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5课《凡卡》等。

生平经历
1860年1月29日契诃夫于诞生于俄国罗斯托夫州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在家里活下来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农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契诃夫的祖父叶果罗夫·契诃夫当上了自己所从属的地主家的糖厂经理，并陆续积累了一笔钱，终于在1841年为自己的全家赎了身。契诃夫的父亲帕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获得自由后娶了一名名叫叶夫根尼娅的服装商人的女儿，在塔甘罗格当杂货店店主。对东正教十分虔诚甚至于狂热，这对契诃夫后来的的悲天悯人有着很深的影响。父亲的商店经营惨淡，这使得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父亲对孩子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经常给儿女们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她讲的主要是她和她的服装商人父亲在整个俄国旅行的故事。契诃夫从小就喜欢喜剧和表演，这为他后来的剧作家之路埋下了基础。契诃夫后来曾说：“我们的天赋源自我们的父亲，但我们的灵魂源自母亲。”1867年，他进入当地的一所希腊小学读书。1876年，契诃夫的父亲的商店破产，举家逃往莫斯科避债，并在那里谋生。契诃夫因学习法语未能成行，靠担任家庭教师、变卖家里的物品和在仓库工作等方式来维持生计，于1879年完成高中学业，前往莫斯科和家人团聚。在这里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这年年底，他写成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这是他的处女作。
1880年，由于家境困难，契诃夫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为一些幽默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作品，借以维持生活，他就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这些搞笑作品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可读性很强，而且也能见容于当时的书刊检察机关。他逐渐拥有了一批读者。渐渐地，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不过，他早期的幽默作品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佳作。1880年3月,他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发表在《蜻蜓》杂志上，这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当时他正在上大学一年级，他署的名是“安托沙·契洪捷”（Антоша Чехонте）。文中讽刺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旧式地主的愚昧无知，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很明显，他受到了当时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的影响）。此时他写得很快，作品数量很多。很快不少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爱挖苦人的作者，他也引起了一些著名作家的关注。他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给《蜻蜓》、《花絮》等杂志投稿，用的是笔名。他在成名之后继续着自己早年的这一习惯。1880年，他的处女作发表之后，他结识了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并成为至交。
188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现代小品）》、《客人（一个场景）》、《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等短篇小说名篇。他也开始尝试创作剧本。1883年，他发表了一些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名篇：《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一位退休的十四品文官的故事）》、《小公务员之死》（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地位。1884年契诃夫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和行医执照。这一年，他又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名篇：《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Хамелеон）、《外科手术》。他在《变色龙》中将其讽刺手法使用的淋漓尽致。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艺术性也不断提高。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墨尔波墨涅的故事》（Сказки Мельпомены），里面收集了六个在幽默刊物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该书的出版坚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决心。此前他在大学毕业时曾给自己这样定位：“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1886年，他发表了《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等短篇小说，以及《苦闷》（Тоска）、《凡卡》（Ванька）和《食客》、《校长》等系列短篇小说。这里面的《苦闷》和《凡卡》是其早期创作的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他在里面不再写幽默故事了。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莫特利故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苦闷》、《凡卡》，尤其是前者，讲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夫无处倾诉自己的苦闷，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后来被众多名家一致赞赏。新西兰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甚至曾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苦闷》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这一年，一个不起眼的名叫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горович）的作家发现了契诃夫的才华，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肯定他的文学才华，他鼓励契诃夫充分发扬他的这一天赋，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使他自己的创作态度更加严谨，多写有意义的作品（此人因此而被称为“著名作家”）。契诃夫深受启发，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写作，以后逐渐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的佳作。这一年，他写出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
也是这一年，他的剧本创作的尝试也终于有了结果：《论烟草的危害》，这是一部轻松的喜剧。
1887年由于过度劳累和健康不佳，契诃夫前往乌克兰东部旅行。旅行归来后，他写了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也是这一年，他的创作高峰到来了。这一年，他发表了《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他也发表了通俗喜剧《蠢货》和四幕喜剧《伊凡诺夫》。接着，他出版了小说集《在黄昏》，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署上了真名，并把这个集子献给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
1888年，他把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发表在严肃的文学杂志《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上。这部作品颇得好评，标志着他告别了喜剧性小说的创作，是他成熟的标志。他被俄国科学院授予“普希金奖金”。然后，他创作完成了另一短篇小说力作《精神错乱》。
1889年2月，《伊凡诺夫》在彼得堡皇家剧院演出。然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接着，他写成了独幕笑剧《求婚》和四幕喜剧《林神》。已经成为一名知名剧作家的他，加入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创办的剧作家协会。
1890年7月到9月，契诃夫只身一人，先坐火车，后骑马、乘船，来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上地狱般的惨状和西伯利亚的城市的贫穷给契诃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黑暗的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著述揭露沙俄专制制度下的内幕，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 6?）和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均是这次考察之后的产物。这一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贼》、《古塞夫》，创作了独幕笑剧《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
1891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村妇》、中篇小说《决斗》、独幕笑剧《纪念日》，其中《决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向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观点进行挑战的文学作品。这一年后，契诃夫将重心转向戏剧创作，但没有停止小说创作。
1892年，他创作并发表了《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和《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 6）。《第六病室》表现的是重大的社会课题，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反对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的摧残，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气氛压抑，文笔精致，但是思想深刻。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的转折，是他在库页岛之行后的一大成就。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精神和 精神，艺术性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第六病室》还秉承了《决斗》的精神，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思想进行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年，他进行了一次出国旅行，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巴黎游历。
1893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这一年，他在照顾病人时感染了肺结核（当时的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为此，他到尼斯修养。
1894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天地》、《黑修士》、《大学生》，以及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库页岛旅行记》直指沙俄的专制统治和对政治犯的压迫。
189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凶杀》、《白额头》，并且完成了四幕喜剧《海鸥》（?Чайка?）。
1896年，喜剧《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失望的契诃夫曾一度发誓永远不再创作剧本。接着，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一生》。
1897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农民》、《贝琴涅格人》、《在故乡》、《在大车上》等。然后，他违背了前一年的誓言，写成了反映乡村生活场景的四幕剧《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万尼亚舅舅》讲述一个盲目崇拜者对“名教授”的绝望和一个想造福后代的乡村医生幻想的破灭。该剧是契诃夫剧作中的代表作之一，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多次上演。1900年，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在雅尔塔
1898年，他加盟莫斯科艺术剧院，结识了高尔基，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研究戏剧和小说的发展情况，并研究如何为俄国的戏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开始与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等人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做出了重大改革。他也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论。这一年，他完成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姚内奇》（Ионыч），对“人变庸人”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艺术展现。然后，他创作和发表了“短篇三部曲”：《醋栗》、《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有关爱琴的故事》。这三部小说对社会上的庸俗现象和僵化的思想进行了嘲笑和批判。这些作品体现了契诃夫小说的特色：不追求情节的吸引人，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让人物的不同性格形成冲突与矛盾，进而反映社会现实。这使得他的短篇小说可以给予读者以思考和长期的深刻印象。在具体描写上，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列夫·托尔斯泰因此非常推崇契诃夫，说：“他就像印象派画家，看似无意义的一笔，却出现了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高尔基也曾说:“俄罗斯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1898年，喜剧《海鸥》（Чайк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获得空前成功。后来，高翔着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这一年，他与苏沃林前往西欧旅行。他支持左拉在在德雷福斯案件里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意见相反的苏沃林的关系。回国后，他因肺结核病情恶化而移居雅尔塔，在这里，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库普林等人互相交流。他曾经想与高尔基一同来中国，但因健康原因而只得作罢。雅尔塔成了他的小说《带狗的女人》(1899)的背景。
1899年，他创作发表了《宝贝儿》、《新别墅》、《公差》、《带狗的女人》等系列小说名篇。这一年，他的《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1900年，他创作并发表了四幕正剧《三姐妹》（Три сестры），以及短篇小说《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这一年，他当选为俄国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
1903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补偿的障碍》、《没出嫁的新娘》（他最后一部写成了的小说作品，也是他最具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以及一部卓越的悲喜剧《樱桃园》。190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主教》。这一年，为抗议俄国皇家科学院无理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称号的决定，他与柯罗连科发表声明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他在雅尔塔与在《海鸥》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1868年9月21日-1959年5月22日）结婚。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也因此而改名为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契诃娃（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婚后，契诃夫的健康状况日下，直至3年后他逝世。这段婚姻很短暂，因契诃夫的早逝，而只持续了4年，但契诃夫的妻子在他死后终生未嫁。他结婚的这一年，即1901年，他的正剧《三姐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反映他们性生活状况的中文资料，但根据契诃夫的病情以及他们两人结婚时的年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的性生活并不美满。
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由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契诃夫原本想让它成为一部喜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除了将一些闹剧元素有所保留外，将全剧变成了一部悲剧）大获成功。5月，他出现了严重的哮喘，为此，他于6月赴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出现了心力衰竭。7月2日，契诃夫在巴登维勒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后葬于莫斯科。
个人作品
主要作品
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凡卡》（1886）（被编入上海六年级（预初）上学期第三课与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语文书）），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
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
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创作特点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

变色龙
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对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的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对他影响很大，他的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经常就是这样：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某种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分。契诃夫最擅长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进行仔细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他同时还写婚外恋，以求唤醒人们对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契诃夫的作品题材多样：有的反映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苦闷》、《万卡》等）；有的写出了小人物的战战兢兢、卑躬屈膝的心态和面貌（《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等）；有的激烈地讽刺了见风使舵的奴颜媚骨（《变色龙》等）；有的刻画了沙俄专制制度卫道士的嘴脸（《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有的揭露了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及其保守和虚弱（《套中人》等）；有的针砭了追求虚荣、庸俗无聊、鼠目寸光的人生哲学，并对“人变庸人”的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跳来跳去的女人》、《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姚内奇》等）；有的揭示了专制制度下阴森可怕的俄国社会状况（《六号病房》、《库页岛旅行记》等）；有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飞速发展后，人民却没有得到幸福，贫穷也没有被消除（《一个女人的天地》等）；有的反映工农阶级的斗争（《樱桃园》等）；还有的以婚外恋为题材，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从而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的生活的讨厌（《邻居》、《带狗的女人》等）。高尔基曾对《变色龙》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善变的警察，一条无辜的狗，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使人压抑的故事。”高尔基还对契诃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只需一个词，就能创造一个形象，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短篇故事，而且是绝妙的短片故事。”

人物影响
契诃夫以语言精练、准确见长，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进行探索，将人物隐蔽的动机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优秀剧本和短篇小说没有复杂的情节和清晰的解答，集中讲述一些貌似平凡琐碎的故事，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有时可以称之为令人难忘的或是抒情意味极浓的艺术氛围。他采取简洁的写作技巧以避免炫耀文学手段，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托马斯·曼说道：“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整个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利、最优秀的一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道：“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的确，契诃夫的作品有着“文短气长”的简洁，这主要得力于他在揭示人物性格时一针见血的形象化点染及开门见山的创作笔法。其许多作品都被视为经典广为传阅。他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4成就荣誉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1761，意大利莫干尼着《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以此为标志器官病理学建立，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莫干尼作过许多尸体解剖。他把疾病定位在器官，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和它相应的一定器官的损害，魏尔啸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把生物学中的重大成就细胞学应用于医学，进而把疾病定位在细胞，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是局部的、细胞的损害。

Ⅰ、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Ⅱ、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 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 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 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 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 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 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
回答者： wcswmywz - 高级经理 六级 7-24 15:58

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

　　一、医学逻辑的基本概念
　　逻辑思维，是一种临床思维方法，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一种推理方法，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医师的基本功，需要系统的训练，才可能很好的掌握。
　　医学逻辑，medical logic，又称医学逻辑学。在医学领域，强调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1819年就有了《医学逻辑要义》一书。在意大利萨莱若创建的西方最早的医科大学的条例中规定：“除非学生们先前已经在逻辑方面打好了基础，就不能期望他们去学习医学科学，我们决定，若不事先学三年逻辑，便不得学习医学” 。以往，医学逻辑一词主要还是指对诊断思维过程的描述。如美国1940年出版的《牛津医学》第14章“临床诊断的推理(医学逻辑)”，便把医学逻辑”作为“临床诊断的推理”的同义词来使用。
　　早先，主要从传统的形式逻辑研究医学思维。如发表于《柳叶刀》的《鉴别诊断，一种帮助逻辑思维的器械》和《论诊断错误的认识论和逻辑特征》等文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从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方面研究医学思维。如《用电子计算机诊断疾病——关于计量诊断的建设》《计量诊断学》等书。近几十年，已经有专门的医学逻辑的教材，如美国的《医学的逻辑学》和我国的《医学逻辑入门》。甚至有《先天性心脏病演绎诊断》这样的书籍。近年，更有关于模糊逻辑、辨证逻辑之说。
　　医学逻辑思维不但是指医学诊断学的思维方式，在治疗学、预后学，以及医学的心理分析等众多方面，均是以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推导。我们将之简单的统称为临床思维。
　　显而易见，一个临床医师，不学习逻辑，不学习医学逻辑，照样可以工作。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思维可以不要逻辑售，不要医学逻辑学，这是因为他从小受到文化教育，在医学院校和在工作受到的专业教育，已经包含了普通逻辑和医学；逻辑的内容。尽管是处在不是、或者很少使用逻辑学术语的不自觉状态。也正由于这样，对于逻辑掌握的不完善，也就很容易出错。有意识的学习、应用医学逻辑，可以减少失误，提高临床思维的自觉性、效率和正确性，使工作做的更好。
　　下面提供的几个例子是可能大家都会碰到的状况。

　　二、不符合医学逻辑的思维方式
　　1+1＝2，没有必要再转弯抹角。
　　但医学上不能这样思维。不能这样的的1+1＝2。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情况进行分析。
　　许多人喜欢这样的类比，根据几个症状、体征，或根据几个检查结果，直接明了的就得出了诊断结果。这不符合医学诊断学的逻辑思维。在对医学一知半解的人当中，尤其是如此。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有些人拿本书，拿张报纸，描写了什么情况，就往自己身上套。遗憾的是，一些医务人员也是如此，尽管没有那么“笨掘”。CT报告了一个脑瘤，他就诊断脑瘤，最后却是血管畸形。肝脏占位、肺部肿块、AFP阳性，他就诊断肝癌肺转移，最后却可能是睾丸癌肝、肺转移。我市一家医院，病人头昏，CT报脑梗塞，于是就是脑梗塞，活血化淤二个月，再阅CT片，却是脑胶质瘤。一个病人乳腺癌术后五年，因咳嗽到医院看病，照X光胸片，发现右下肺野2X2厘米的阴影，很象乳头，于是就诊断乳头影。大家应该知道这已经错了，最后是乳腺癌肺转移。
　　不进行分析的类比，不符合正确的医学思维方式。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按机率会碰到正确的结果，但错误的机会更多，同时也很容易丧失及时纠正错误的可能。

　　三、医学诊断思维的过程
　　正确的诊断过程，依《诊断学》和的描述，可分为资料收集、综合分析、做出初步诊断，以及实践中验证诊断等三个步骤。
　　羹国约翰斯霍丹金斯大学《内科学的原理和实践》一书，对诊断过程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第一是收集事实，包括病史。体检、辅助检查和病程观祭；第二是分析事实，包括：○1批评性地客观评价所收集到的资料；②按重要性排列可靠的发现，○3选择一个(有时是二个或三个)中心特征，○4列举可出现这些中心特征的可能疾病○5从中选择最后的临床诊断．可以是，（a）一个病，能够最好地解释所有发现；（b）几个病，分别能够很好地解释所有发现；（c）将所有阳性与阴性发现与最后的临床诊断相印证，重新加以考察验证。
　　诊断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把诊断的目标划分为二：归类和测量。归类，就是要在存在明确的自然分类时，将可以归类的进行归类，如镰刀状红细胞贫血。测量，也就是将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病期搞清。
　　四、假说
　　科学的基础有两个：假说和实验。假说不仅存在于医学科学理论中，也是医学诊断思维的基本形式。
　　如下图示

　　科学方法

　　临床思维的科学方法

　　俄国临床医学家包特金曾明确地指出：病人的诊断或多或少地都是慨然的假说，必须不断地加以验证，可能会出现新的事实，或者导致改变诊断，或者使原有诊断的可能性加大、、、、、、在搜集事实或检查病人时，应当有一定的指导思想，缺乏这种思想，很容易地陷入错误或疏忽大意，以致浪费掉许多时间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这种指导思想实质上就是医师根据最初的检查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作处的初步假设。
　　《内科学的原理和实践》一书中也写到：“临床问题解决”，乃是临床医学的基石，其方法与“科学问题解决”，是平行一致的。
　　应用于临床实践中的科学方法，相当于实验的是检查(问诊、体格检查，化验和各种特殊的检查)，对这些检查结果的分析就是鉴别诊断。考虑各种可能的疾病，从而提出一个或几个“初步诊断”即假说，并因而促使临床医生一步问诊，继续观察，再进行一些捡查以支持、否定或区分考虑中的鉴别诊断。
　　一个良好的假说，应该具备下列逻辑条件○1相容性 (无矛盾性)，即假说不与已有的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相矛盾②完备性，即假说所解释的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实的一部分而是它的全部○3可推演性，即从这个假说可推演出能够加以证实或否定的结论。显而易见。这三点也适用于诊断假说。在考虑病人的诊断时，不能违背已确定的医学知识，所提出的初步诊断，应该尽可能是能够解释尽更多的临床发现(至少是解释主要临床表现的)，不能与现有的资料相矛盾。不要去提一种既不可能去证实也不可能去排除(否定)的拟诊，提出这种诊断假说是无助于要做出决断的临床思维过程的，只会让自己头痛。
　　有一种说法，应该等到全部资料齐备，才提出初步诊断，原则上讲，这是不对的，这可能导致沉溺于过多的检查，也可能导致延误诊断。但由于环境的压力以及防御性医疗的盛行，我们也只好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多的早期完成尽可能多的检查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
　　假说距离真理总是会有一些距离，也可能会相差很远。一个假说也可能会掩盖另一个问题。假说是否符合真理，是否完整的反映了真理，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验证。一个初步诊断，是否反映了患者的真实病情，也需要通过验证。因此应该及时改变诊断假说。初步诊断假说，并不是诊断的终结，也不是临床思维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应当根据新的资料，如对病情发展的观察、新的主诉和新的检查资料，对初步诊断进行调整。不要固执己见，也不要牵强附会，而无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临床印象。

　　五、医学诊断逻辑思维的方式
　　1、临床类比推理
　　简单的说，临床类比推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有点象”。很常用，但如果仅局限在“象”而不进行细致的分析，也会经常“错”。
　　要注意影响类比推理可靠性的各种因素，主要有：○1相同属性的数量，数量越多，可靠性越高。○2相同属性的本质，越是本质性的，类比的可靠性越高。○3反指征的存在与否。若在所比较的两者中，存在反指征，无论有多“象”，也不“是”。
　　经常可能会有几个病都有点“象”，这时需要运用其他逻辑分析方式进行鉴别。
　　2、三段论
　　三段论与类比的区别，在于要求全部的资料都要一致，但这几乎不可能。
　　3、假言推理
　　最常见的是假言直言推理，而这个假言又是一个充分假言推理的结果：
　　假设疾病D有症状S1、S2、S3、、、、、
　　现在患者P有症状S1、S2、S3、、、、、
　　所以患者P所患可能是疾病D。

　　另一种形式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只有具备症状S1、S2、S3、、、、、，才是疾病D
　　现在患者P有症状S1、S2、S3、、、、、
　　所以患者P所患就是疾病D。
　　还有一种是通过否定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后的后件，从而合乎逻辑的否定其前件：
　　假设疾病D有症状S1、S2、S3、、、、、
　　现在患者P没有症状S1、S2、S3、、、、、
　　所以患者P所患不可能是疾病D。
　　这种推理最常用于鉴别诊断，属于排除诊断法的一种。
　　4、选言推理（选言直言推理）
　　第一个前提是选言判断，第二个前提是直言判断的推理。最常用的形式是：
　　就医者P的症状体征S1、S2、S3、、、、、、、可能见于疾病D1、D2、D3、、、
　　现在患者否定疾病D1、D2、
　　所以病人所患是疾病D3。
　　这种推理也常用于鉴别诊断，属于排除诊断法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临床工作中难以将疾病D举尽，所以这里的推理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可能判断，而不是绝对正确。树立这个观念，我们才可能避免阻塞考虑其他疾病的思路，从而避免由此引起的失误。
　　5、类比推理、选言推理和假言推理的合用
　　临床诊断推理中、实际上最常应用的是类比推理，选言推理和假言推理三者的联合。用类比推理提出就医者可能的疾患，从而构成一个选言推理的前提，用假言推理的否定式来除外一些可能性，用假言推理的肯定式来得到可能诊断或确定诊断。
　　这里举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阐明。
　　就医者P男性，成年人，现有下列症状体征：重病容貌，上腹部疼痛一天，呕吐频繁而剧烈，上腹部肌紧张明显增强，白血球每立方毫米22200。
　　①根据类比推理，初步考虑患者可能是胃溃汤穿孔、胆囊炎，急性胃炎、急性阑尾炎、肠梗阻、急性胰腺炎，因为症状体征都有一部分和这些病相象。
　　②先选一个疾病进行排除诊断。胃溃汤穿孔。我们需要再进行一些检查以取得更多的资料，如腹部透视，发现没有膈下游离气体。
　　用假言推理的否定式
　　假如是胃溃疡穿孔，则常有胃溃疡病史，膈下可见气体，不应有反复的剧烈的呕吐。
　　现在患者有反复的剧烈的呕吐，没有膈下游离气体
　　所以，就医者P患的不是胃溃疡穿孔。
　　○3　重复上面的过程，排除胆囊炎，急性胃炎、急性阑尾炎、肠梗阻
　　○4　按照选言推理，现在排除了疾病胆囊炎，急性胃炎、急性阑尾炎、肠梗阻，诊断就指向了急性胰腺炎。
　　○5　再根据其他的检验结果、病情进程等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6、二分法
　　是一种分类、选择的方法。
　　根据患者的一些特征性的症状、体征、检查结果，将疾病进行归类，再不断的归类，从而得出最后的几种可能的诊断或确定的诊断。
　　如上述的胰腺炎。根据腹痛归类，这一类有多种疾病。再根据剧烈呕吐归类，排除掉不会有剧烈呕吐的疾病。再根据淀粉酶生高归类，就只剩下胰腺炎了。
　　这是一种不断进行二分的方法。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且准确性较高。现在的一些鉴别诊断学专著，多是采用二分法或类似的分类、归类方法。
　　7、数学诊断法
　　临床诊断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可能性大小的认识和判断。临床上的资料，往往都带有统计的特征。严格特异的症状、体征、检查结果是非常罕见的。即使是病理资料，也难以说是完全特异的，它也有统计的特征。
　　往往是各种不同的资料，以不同的频率见于不同的疾病，或者各种不同组合的资料，以不同的频率见于不同的疾病。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概率的大小，对于疾病做出判断或诊断。或者根据概率的大小，将各种疾病进行罗列排序。
　　我们常常这样描述：可能性很大、很小、很常见等等，其实就是一种模糊的概率。也有相对精确的，如超声诊断肝癌的可靠性为90％，对胆道结石诊断的误差是10％等等。
　　在国外，甚至普通人现在也非常在意某些情况的概率，尤其是需要患者承担风险、做出选择时，他们往往要问“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可靠性是多少？”。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早已经碰到了，只是没有在意。
　　现在对于各种诊断标准的评价，多数是根据概率进行比较有劣。
　　与二分法结合，现在已经有许多数学诊断模型。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数学诊断法可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六鉴别诊断——“排除诊断法”
　　我们也有将临床逻辑思维方法称之为“排除诊断法”的。“排除诊断法”，是一种最基本的诊断方法，一个诊断过程、诊断思维的正确性与否，往往就在于是否有意识的进行排除诊断。
　　上面已经介绍过的，可以依据某些特征性资料，如发热、咳嗽、喀血痰等，罗列出一些类似的疾病，自然，能够罗列出所有符合这些“特征性资料”的全部疾病更好，但这受我们的记忆能力和经验的限制。再根据另一些特征性资料，排除一些疾病，那剩下来的，就是我们需要的诊断。在进行罗列、排除的过程中，我们要用到上面介绍的一些逻辑方法。这里不在详细解释了。

　　七、诊断原则
　　著名内科学家张孝窍教授说“几个临床诊所的惯用准则值得在此一提，如优先考虑常见病、多发病，较少考虑罕见病；尽可能选择单一诊断，而不用多个诊断分别解释各个不同的症状；诊断功能性疾病之前必须肯定地排除了器质性疾病，并且肯定存在着功能住疾病自身的直接表现；排他性的诊断一般不大可靠；试验治疗一般不是很好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经验之谈，虽都各有例外，但是大致符合临床思维的准则的。”
　　1、相对性原则
　　既要重视诊断对治疗的指导作用，也要明确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治疗，必要时不待诊断明确就进行治疗，特别是抢救性治疗。
　　对于那些不属于急诊之列，但又长期得不到确诊的“待诊”病例，对他们既不是一无所知，却文不能确诊，想进行处置却缺少根据；不加处理又不利于治疗过程，陷于两难境地和出现“检查多处理少”的偏向。这时，应该考虑到，所采取的冶厅措施不能妨碍诊断的明确，又要考虑到所采取的检查诊断方案不应延误必要治疗的开始。根据目前的要求，在处于这样的困境时，应当如实的告知患者和家属，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疾病的诊断，既不拘于得出一定要明确的分类学诊断或确诊，也要尽可能得出明确得诊断以提高其对治疗的指导作用。如何抉择，要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对临床诊断的要求。
　　既要尽可能用一种疾病解释所有的症状，也要认识到可能有许多疾病伴存。
　　既要以考虑常见病、多发病为主，也要适当的考虑少见病，不要偏颇，要以对临床资料的分析为依据。
　　在难以确定真实诊断时，要树立极端的“安全原则”，要首先选取一种对病人最有利的可能诊断，以争取治疗时机。这时，应积极主动的告知病人，争取理解与配合。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
　　相对于危险性较小的可能性，优先考虑更危重的可能性。
　　相对于功能性疾患，优先考虑器质性疾病，不要轻易下神经官能症的诊断。
　　相对于无法治愈的疾病，优先考虑可治的疾病。
　　相对于不需要作紧急手术治疗的疾病，优先考虑需要紧急手术治疗的疾病，优先安排对需要紧急手术治疗的疾病的鉴别诊断。
　　相对于病程进展缓慢的疾病，优先考虑病程变化很快、很容易迅速变化甚至骤然死亡的疾病，
　　相于没有传染性的疾病．优先考虑有传染性的疾病。以免因漏诊传染病而造成传染。
　　在有病与“无病”之间做出选择要十分的慎重，既要避免防止误诊，也要防止因患者的思想负担而导致医源性疾病的出现。
　　既要承认临床思维方式的有效放性和多数情况下诊断的正确性，又要承认大多数情况下诊断的概然性，要承认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不同程度的判断，因此要及时修正自己的诊断，要勇于否定自己的诊断。
　　既要承认病情的变化常常是原有疾病的发展、合并症的出现、或对治疗得付反应，也要考虑到新得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既要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临床诊断只是对巳经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体征的判断，也要知道在一些情况下，要对病人尚未表现出未的潜在危险做出预断，比如某些外伤病人要注意延迟出现的脾破裂、腹腔出血、颅内出血等潜在危险，
　　要积极的采取进一步的检查措施以明确诊断，也要知道漫无边际的检查是不应该的。特别是要注意到检查措施的危险性应该小于疾病本身的危险性。
　　既要考虑本专科的疾病，又要考虑其他专科的疾病，甚至有必要优先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属于其他科的重要疾患，以免误诊，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专科医师肘他术专科的疾病往往是不熟悉而容易忽略的。
　　2、诊断的最高原则
　　以上的原则，都是相对的原则。逻辑法则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什么是最高原则？只有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
　　张孝骞教授在《漫谈临床思维》的报告中指出：“在医疗工作中，无论是采集临床资料或进行诊断、治疗，都要深入临床实际，精确了解病情，运用正确的临床思维和工作方法，一句话，就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主观，也不武断，才能很好地完成临床任务。”
　　3、诊断的非逻辑性
　　临床思维，有时有直觉的、艺术的一面。
　　临床思维，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患者的反馈影响、社会因素、伦理因素、法律因素、情感因素。
　　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具体表现在计算机诊断与人脑诊断的巨大差别。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

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提出了条件反射的概念，并以此著名，因对消化生理的研究而获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金。
巴甫洛夫，1846年9月26日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曾学神学，1870年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化学及生理学，1883年获帝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后赴德国师从C．路德维希及R．海登海因。1890－1924年任生理学教授。后研究消化生理，设计了巴氏小胃等手术方法，有了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对未麻醉的动物的消化液分泌等功能进行终身观察。1897年出版《消化腺机能讲义》。又从唾液腺的精神性兴奋出发，转移到对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1890－1930年间研究了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中枢活动的生理机制、皮层的功能镶嵌式、睡眠、神经症的病因等。证明言语功能为人类所特有，是以语词作为刺激的条件反射。1930年开始用他的理论来解释及治疗精神病。他在30年代初期以前曾多次批评苏联政府，但政府一直支持他的研究工作。
1936年2月27日逝世。

曾荣获诺贝尔大奖的俄国著名科学家巴浦洛夫，从1903年起连续30年运用“条件反射”方法研究了动物的行为、心理活动，并提出了人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信号系统的思想，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产生直接反映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符号反映功能。由此建立了高级神经活动的新学说。他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把人脑的“第二信号系统”看作是先天性大脑机能，不仅对医学界和生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而且也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哲学的有关语言和思维的相互联系影响较大。至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关感觉反映和逻辑认识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建立在巴浦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巴普洛夫学说了解不多,大概就是上面那个~
trust me是相信我的意思 用狗做了条件反射实验 呵呵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