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资料?
发布：2019-10-16 09:34:38 分类：问答精选 点击：2860 作者：环俄小编
契诃夫的资料?，一、契诃夫的资料?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
本文标题：契诃夫的资料?，在当今社会，留学已经成为了大家深造的首选方式。无论是本科生、硕博研究生，甚至是中小学生，都想尽早地接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教育，其中很多同学十分关注“契诃夫的资料?”相关的问题，为此环俄小编整理了《契诃夫的资料?》，欢迎您阅读！若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的在线顾问，我们会为您进行专业的1对1答疑！
一、契诃夫的资料?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名人姓名：契诃夫
出生年代：
名人职称：作家
名人国家：俄国
相关介绍：
姓名：契诃夫 性别：男 出生年月： 籍贯：俄国 职业：作家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短篇小说：
《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万卡》、《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农民》、《在峡谷里》、《新娘》、《套中人》
戏剧：
《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
出生年代：
名人职称：作家
名人国家：俄国
相关介绍：
姓名：契诃夫 性别：男 出生年月： 籍贯：俄国 职业：作家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短篇小说：
《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万卡》、《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农民》、《在峡谷里》、《新娘》、《套中人》
戏剧：
《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
契诃夫，俄国作家、戏剧家。1860年1月生于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生活困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次年开始用笔名给幽默杂志写短篇小说。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幽默的小说，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写大官僚飞扬跋扈和小人物的卑微可怜的《一个官员的死》（1883），写见风使舵的小市民奴性心理的《变色龙》（1884）。80年代后半期，契诃夫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写下了一系列杰出的短篇小说。《万卡》（1886）、《苦恼》（1886）、《渴睡》（1888），对于下层人民的穷苦悲哀寄予深切同情。1889年写出《套中人》，以讽刺手法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的典型形象。1s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认识。此后不久写出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多数是短篇。作品题材多样，文笔精练。 作为戏剧家，契诃夫写了5部多幕剧。有《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0～1901）等。最著名的剧本是《樱桃园》（1903～1904）。 契诃夫于1904年7月逝世。
契诃夫简介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二、契诃夫到底写了多少篇文章？
俄国作家契诃夫生平简介
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他是一位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作家。
中国学生对他的了解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又译《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开始的。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有《凡卡》。
契诃夫于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俄国一个杂货店老板家。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求学。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与社会和人民的广泛接触，丰富了他的阅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从入学的第二年开始，契诃夫便在一些幽默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2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共写了400多篇中、短篇小说，10多个剧本。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不动声色地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
契诃夫的小说内容丰富，其代表作有揭露统治阶级奴才的暴戾无耻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反映小市民庸俗与丑恶的《匿名者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哀伤》、《苦恼》、《万卡》等真切地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剧命运；而《没意思的故事》《套中人》等则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向往新生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与他的小说一样表面上并无离奇之处，大都讲述很普通的生活故事，然而细细品味，作品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人物的对白常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发出了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1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病逝于德国。
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他是一位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作家。
中国学生对他的了解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又译《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开始的。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有《凡卡》。
契诃夫于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俄国一个杂货店老板家。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求学。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与社会和人民的广泛接触，丰富了他的阅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从入学的第二年开始，契诃夫便在一些幽默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2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共写了400多篇中、短篇小说，10多个剧本。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不动声色地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
契诃夫的小说内容丰富，其代表作有揭露统治阶级奴才的暴戾无耻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反映小市民庸俗与丑恶的《匿名者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哀伤》、《苦恼》、《万卡》等真切地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剧命运；而《没意思的故事》《套中人》等则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向往新生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与他的小说一样表面上并无离奇之处，大都讲述很普通的生活故事，然而细细品味，作品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人物的对白常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发出了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1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病逝于德国。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凡卡》（1886），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的丑恶嘴 契诃夫的油画像
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我知道《蜻蜓》《断片》《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蠢货》《求婚》等
契诃夫简介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368 更新时间：2004-12-6 文章录入：admin 〕
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是一位与法国作家莫泊桑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中国学生对他的了解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又译《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开始的。
契诃夫于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俄国一个杂货店老板家。他从小生活困苦，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求学。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与社会和人民的广泛接触，丰富了他的阅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从入学的第二年开始，契诃夫便在一些幽默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2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共写了400多篇中、短篇小说，10多个剧本。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不动声色地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
契诃夫的小说内容丰富，其代表作有揭露统治阶级奴才的暴戾无耻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反映小市民庸俗与丑恶的《匿名者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哀伤》、《苦恼》、《万卡》等真切地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剧命运；而《没意思的故事》《套中人》等则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向往新生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与他的小说一样表面上并无离奇之处，大都讲述很普通的生活故事，然而细细品味，作品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人物的对白常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发出了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病逝于德国。
作为俄国19世纪末最后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契诃夫以对“小人物” 命运空前的关注，以对沙皇制度的专横和虚伪的无情揭露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契诃夫的作品在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广泛的影响。契诃夫逝世不久，他的作品便被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1925年先后由文学家郑振铎、曹靖华译成中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经常上演契诃夫的作品。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都有中译本。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368 更新时间：2004-12-6 文章录入：admin 〕
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是一位与法国作家莫泊桑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中国学生对他的了解大多是从中学课本中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又译《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开始的。
契诃夫于1860年1月29日出生在俄国一个杂货店老板家。他从小生活困苦，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求学。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当了一名医生。与社会和人民的广泛接触，丰富了他的阅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从入学的第二年开始，契诃夫便在一些幽默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2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共写了400多篇中、短篇小说，10多个剧本。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不动声色地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
契诃夫的小说内容丰富，其代表作有揭露统治阶级奴才的暴戾无耻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反映小市民庸俗与丑恶的《匿名者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哀伤》、《苦恼》、《万卡》等真切地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剧命运；而《没意思的故事》《套中人》等则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向往新生的内心世界。他的剧作《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与他的小说一样表面上并无离奇之处，大都讲述很普通的生活故事，然而细细品味，作品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人物的对白常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发出了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病逝于德国。
作为俄国19世纪末最后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契诃夫以对“小人物” 命运空前的关注，以对沙皇制度的专横和虚伪的无情揭露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契诃夫的作品在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广泛的影响。契诃夫逝世不久，他的作品便被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1925年先后由文学家郑振铎、曹靖华译成中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经常上演契诃夫的作品。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都有中译本。
三、有关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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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 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 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 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 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 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 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 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 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O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河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 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 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 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 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 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 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 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 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O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河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
四、凡卡是谁
是契诃夫写的一篇短小说 给爷爷的一封信 还是什么的 上面的主人公 小小年纪的凡卡因为生活贫困被迫在城里打工，受到虐待后写信给他的爷爷 请求爷爷把他带回家。文章十分感人，揭示了罪恶的资本主义，这篇课文好像是1999年五年级的语文教材上的。
[编辑本段]【最简介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生平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1890～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 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创作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1886年，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凡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1886～1892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真诚，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美的毁灭”的主题；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影响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编辑本段]【小说凡卡】
《凡卡》写于1886年，它反映了沙皇尼古拉三世时，无数破产了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这篇课文通过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件事，反映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中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 文章按写信的过程记叙。开始叙述圣诞节前夜凡卡趁老板、老板娘和伙计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偷偷地给爷爷写信；接着，通过写信向爷爷倾诉自己在鞋铺当学徒遭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再三哀求爷爷带他离开这儿，回到乡下去，并回忆了与爷爷在一起时的生活情景；最后交待，凡卡没有把收信人的地址名字写清楚就把信塞进邮筒里，在甜蜜的梦中看见爷爷正在念着他的信。 本文表达上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讲凡卡的悲惨遭遇，由作者的叙述、凡卡的信和他在写信过程中的回忆三部分内容穿插起来,相互映衬.第二，采用了对比反衬和暗示的手法。第三，抓住了细节描写，从人物的语言，神情，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进行刻画，使文章十分生动，催人泪下。
九岁的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希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
在写第一个字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他叹了一口气，跪在作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作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糊糊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儿，65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希旦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
现在，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
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应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儿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约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鲇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一百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鹬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
凡卡伤心地叹口气，又呆呆地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拿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
“乡下 爷爷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可是梦毕竟是要醒的。圣诞节的大街上，偶尔会穿过一辆马车，那是贵族家的少爷小姐们去买礼物，或是到贵族学校去聚会吧。一辆马车缓缓朝店门口驶来，那匹马不像市长大人家的马车那样，凡卡见过市长大人家的马。那是前年，沙皇路过这座城市，冬天里，人们大部分还穿不暖衣服，可在警察的胁迫下，不得不光着脚板拿着发给的花束和彩带到街上去，去在寒风刺骨中欢迎他们伟大的沙皇。
沙皇和皇后穿着从西伯利亚猎来的北极熊做成的绒袍，皇后脖颈上还围着用北极狐的皮毛做成的围脖。老卡加的店里卖的围巾与这个比起来可是差远了，不过他还是捋捋自己满是油污且皱皱褶褶的衬衣领子，硬是把第二个扣子挤到第一个扣眼里——第一个扣子实在和小琳娜她妈吵架的时候被撕掉的——然后他用沾满钞票味的手抹了抹自己的脸。他不明白沙皇和皇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害的他早起未洗脸就得起来迎接。不过老卡家还是挺激动的，因为那毕竟是沙皇呀，他特希望沙皇或是皇后能看他一眼，就像希望城里人都到他店里来买东西那样渴望。
对了，该说说市长大人的马了，它紧紧跟着沙皇坐的福特轿车——俄国尽管有工厂，可造的轿车就是不如美国的好，有人说皇后带的首饰就是用造轿车的钱买来的——那是一匹白马，浑身上下都是肉——凡卡不知道“丰满“这个词，所以只能用这个句子来形容——它身上的毛白的像雪，像凡卡家乡的雪，鬃毛和尾毛大概是马浮早上刚刷的吧，被风一吹，从那马身上飘来阵阵熟悉的香味，哦，那是老板娘用的洗发水的味道——她经常说那洗发水是最好的最贵的，至少在城里是这样的，不知她闻见马身上的味道会怎么说——在马那顿涅茨的草原一样宽广的肚皮上，从上到下都围着中国产的丝绸——这是他从一个进过圆明园的英国上尉那里高价买来的——而这都是为的是它的马显得更高贵，更有身份，可是他大可不必，因为这城里有多少人有马呢？
凡卡伺候的老板家恰好有一匹，它不如市长大人家的马肥，也不如那马香，更不如那马高贵，可老板认为他的马还是不错的，就像他的人品一样。那匹瘦骨嶙峋的马，用它那像凡卡的爷爷拐杖一样的腿把老板坐的车拉到了店门口。
凡卡醒了，他醒的很及时，因为老板回来了。他透过窗子看到那马的尾巴——尾巴是这马最显眼的位置，正所谓“马瘦毛长”——被编成了一条美丽的花辫子，还夹着一条彩绳。这当然是对花辫子的形容，可是如果这花辫子是马尾巴，而且是老板家马的尾巴，那就大事不妙了。这就像邻家小琳娜妈妈那小山似的身体穿上紧身衣，就是芭蕾舞演员穿的那种，那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可门前这马就是这样，但以老板的审美观来看——他经常把老板娘比作蒙娜丽莎——是非常好看的。那尾巴是老板为了在圣诞前夜去教堂做礼拜而特地占用他平常点钱的时间亲手编的。因为他认为，虽然自己的店小了一点，虽然自己的马差了一点，但为了面子还是要尽力呀，就譬如说把马尾巴编成花辫子，这样就可以在老爷太太们面前夸耀了——不过如果让没上过多少学的凡卡听见老板以自己的马的尾巴发表的演讲（其实是在那些少有修养的人眼里，那其实是一篇错别字连篇但又可以得奖的大笑话），凡卡会认为那比谈论猪屁股还恶心。
老板蠕动着自己的身体——他平时不是这样蠕动，而是扭动——走过来走进店里。终于凡卡知道为什么老板会这样异常，当店门被推开时，一股烈性伏尔加的味道扑面而来，老板摇摇晃晃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是看来卧室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些，一个身影就这样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倒在床上。这时门又开了，是老板娘，一股龙舌兰的味道扑面而来，她也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最后她还是倒在了床上。就这样，一阵脚步声后，店里又恢复了寂静。凡卡在一阵提心吊胆之后也又平静下来，本该在这时忙着擦地的他现在这坐着不动，这若在平常可是找死的呀。
现在，凡卡心想，自己坐着也没事了，又没人知道，而这地板擦不擦都一个样。他渐渐放松起来，又想起给爷爷的那封信了。正当凡卡倚着台子想爷爷时，一双眼睛盯上了凡卡，这双眼睛的主人不算是成人，可他却以一颗成人的心想着一件罪恶的事。
伙计也回来了，他本想把老爷太太扶进屋里，可没成想他们比兔子还快，根本不用伙计扶，自己就像苹果落地似的朝着床走了过去。看老板和老板娘都走了，睡觉去了，伙计自己也深感疲乏，昨天在第三大街弗拉基米尔家的聚会真是闹腾极了，现在一想起来就头疼，所以伙计决定自己还是去睡觉吧。正当他把马安顿好，从后门进屋准备去睡觉时，他从过道里却看见一个人，那是凡卡。尽管同样是从异乡来的，同样都还不是大人，可伙计却对凡卡没有一点好印象。因为在他那颗虽然只有十六七岁的心上，却已生出许多心眼，这使他提前成了一个虚伪，充满欺诈与嫉妒的人。伙计不允许店里除老板及其家人以外有任何人敢违抗他，凡卡就这样成了他暴政下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的，作为学徒的凡卡尽管不被老板喜欢，可他的聪明与灵巧却让伙计耿耿于怀。伙计一直把凡卡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生怕凡卡哪一天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也就是伙计心里生成罪恶计划的原因——他想除掉竞争对手。
老板和老板娘虽然喝多了，可毕竟还好好的，他们到下午就醒了过来。当老板从房里出来，伸伸胳膊，抽抽裤腰然后又打个哈嘁，最后终于清醒过来后，发现店里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便去点钱了，而老板娘则不像老板那样有那么多坏毛病，刚从床上起来便一溜烟冲出店门，出去了。凡卡呢？他正擦地板呢，来回来去的脚步声并没有扰乱他的心，他心中依然想着爷爷。
伙计终于开始他的计划了。老板点钱时的神情专注的很，就是此时此刻天塌下来也不能使他挪挪地方。伙计进来了，他是来帮忙记账的。于是，钞票过手的声音与笔尖滑动的声音此起彼伏。老板果然是老手，他的工作尤其是与钱有关的，绝对是速度加质量。老板靠在椅子上，发现今天伙计干活认真许多，还为自己沏好了茶。这小子今天不错呀，老板心想，于是对伙计说，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吃饭吧，随后自己便出去了。而伙计呢，也正暗自心喜，他终于获得一个想老板和老板娘进言的机会了。
毕竟是圣诞节，老板似乎也松了许多。只要凡卡不停的干活，老板也就不搭理他，也就不像以往那样鸡蛋里头挑骨头了。这使凡卡轻松许多，他虽然做了不少事，但对于平常来说，这实在是太轻松了。终于熬到晚上了，凡卡不盼着老板价会给他什么好吃的，不过睡觉时就可以梦见爷爷了。他依然对它的信充满希望。凡卡喝着稀粥，啃着面包，而在离过道不远的餐厅里，老板，老板娘还有伙计正大鱼大肉的吃呢。就在这当儿，伙计开口了，把他看见凡卡偷懒不干活再加上许多醋啊油啊，一块儿回了一锅，给了老板和老板娘。后果可想而知，老板和老板娘哪里还吃饭呀，火气顿时冲天，老板娘会屋去拿鞭子，而老板更是从桌子上抄起一把叉子就冲了出去。伙计自然很高兴，只挽挽袖子便跟了出去，因为他并不想一下之凡卡于死地。
在昏暗的灯光下，凡卡因为身上正挨着鞭打而嚎叫，而他心中却纳闷为什么当时醉醺醺的老板和老板娘会知道他偷懒，而他决没想到会是伙计告的密。老板一边抽打着一边穿着粗气，还骂凡卡：“叫你个狗崽子偷懒，不干活，还敢偷面包，真是反了你了。”对于偷懒凡卡无法否认，但哪来的偷面包，凡卡真是觉得自己冤枉。他忍住疼，说：“老、老板、我，没有偷、偷面包。”老板一听，停下手中的鞭子，“真的没偷？““真的。就是您给我是个胆子我也不敢偷面包去呀。”老板听后，气喘的越来越粗了，凡卡以为老板累了，可老板突然挥起手臂，照着凡卡腿上就是一下，凡卡开始还以为是给了他一拳，没想到一拳下去，凡卡感到揪心的疼，鲜血一下子沁透了凡卡的单裤。原来老板把叉子刺进了凡卡的肉里，“真是反了，还敢狡辩......"老板有点累了，他也不管凡卡的伤口，对伙计说：“把他关进马棚里。”伙计假装关心凡卡的样子，说：“老板，你看，凡卡这个样子，外面有这么冷，您看......""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老板依旧很生气但也很累，于是就回屋去了。
老板走了，伙计回过头来看凡卡，好像昏过去了，看着凡卡鲜血淋淋的腿，伙计露出一丝微笑。心想：凡卡再见了，谁叫你这么倒霉呢？说完，他拖着凡卡，走了。并不是走去马棚的后门，而是去前门，去大街上。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生平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1890～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 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创作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1886年，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凡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1886～1892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真诚，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美的毁灭”的主题；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影响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编辑本段]【小说凡卡】
《凡卡》写于1886年，它反映了沙皇尼古拉三世时，无数破产了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这篇课文通过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件事，反映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中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 文章按写信的过程记叙。开始叙述圣诞节前夜凡卡趁老板、老板娘和伙计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偷偷地给爷爷写信；接着，通过写信向爷爷倾诉自己在鞋铺当学徒遭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再三哀求爷爷带他离开这儿，回到乡下去，并回忆了与爷爷在一起时的生活情景；最后交待，凡卡没有把收信人的地址名字写清楚就把信塞进邮筒里，在甜蜜的梦中看见爷爷正在念着他的信。 本文表达上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讲凡卡的悲惨遭遇，由作者的叙述、凡卡的信和他在写信过程中的回忆三部分内容穿插起来,相互映衬.第二，采用了对比反衬和暗示的手法。第三，抓住了细节描写，从人物的语言，神情，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进行刻画，使文章十分生动，催人泪下。
九岁的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希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
在写第一个字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他叹了一口气，跪在作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作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糊糊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儿，65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希旦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
现在，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
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应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儿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约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鲇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一百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鹬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
凡卡伤心地叹口气，又呆呆地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拿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
“乡下 爷爷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可是梦毕竟是要醒的。圣诞节的大街上，偶尔会穿过一辆马车，那是贵族家的少爷小姐们去买礼物，或是到贵族学校去聚会吧。一辆马车缓缓朝店门口驶来，那匹马不像市长大人家的马车那样，凡卡见过市长大人家的马。那是前年，沙皇路过这座城市，冬天里，人们大部分还穿不暖衣服，可在警察的胁迫下，不得不光着脚板拿着发给的花束和彩带到街上去，去在寒风刺骨中欢迎他们伟大的沙皇。
沙皇和皇后穿着从西伯利亚猎来的北极熊做成的绒袍，皇后脖颈上还围着用北极狐的皮毛做成的围脖。老卡加的店里卖的围巾与这个比起来可是差远了，不过他还是捋捋自己满是油污且皱皱褶褶的衬衣领子，硬是把第二个扣子挤到第一个扣眼里——第一个扣子实在和小琳娜她妈吵架的时候被撕掉的——然后他用沾满钞票味的手抹了抹自己的脸。他不明白沙皇和皇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害的他早起未洗脸就得起来迎接。不过老卡家还是挺激动的，因为那毕竟是沙皇呀，他特希望沙皇或是皇后能看他一眼，就像希望城里人都到他店里来买东西那样渴望。
对了，该说说市长大人的马了，它紧紧跟着沙皇坐的福特轿车——俄国尽管有工厂，可造的轿车就是不如美国的好，有人说皇后带的首饰就是用造轿车的钱买来的——那是一匹白马，浑身上下都是肉——凡卡不知道“丰满“这个词，所以只能用这个句子来形容——它身上的毛白的像雪，像凡卡家乡的雪，鬃毛和尾毛大概是马浮早上刚刷的吧，被风一吹，从那马身上飘来阵阵熟悉的香味，哦，那是老板娘用的洗发水的味道——她经常说那洗发水是最好的最贵的，至少在城里是这样的，不知她闻见马身上的味道会怎么说——在马那顿涅茨的草原一样宽广的肚皮上，从上到下都围着中国产的丝绸——这是他从一个进过圆明园的英国上尉那里高价买来的——而这都是为的是它的马显得更高贵，更有身份，可是他大可不必，因为这城里有多少人有马呢？
凡卡伺候的老板家恰好有一匹，它不如市长大人家的马肥，也不如那马香，更不如那马高贵，可老板认为他的马还是不错的，就像他的人品一样。那匹瘦骨嶙峋的马，用它那像凡卡的爷爷拐杖一样的腿把老板坐的车拉到了店门口。
凡卡醒了，他醒的很及时，因为老板回来了。他透过窗子看到那马的尾巴——尾巴是这马最显眼的位置，正所谓“马瘦毛长”——被编成了一条美丽的花辫子，还夹着一条彩绳。这当然是对花辫子的形容，可是如果这花辫子是马尾巴，而且是老板家马的尾巴，那就大事不妙了。这就像邻家小琳娜妈妈那小山似的身体穿上紧身衣，就是芭蕾舞演员穿的那种，那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可门前这马就是这样，但以老板的审美观来看——他经常把老板娘比作蒙娜丽莎——是非常好看的。那尾巴是老板为了在圣诞前夜去教堂做礼拜而特地占用他平常点钱的时间亲手编的。因为他认为，虽然自己的店小了一点，虽然自己的马差了一点，但为了面子还是要尽力呀，就譬如说把马尾巴编成花辫子，这样就可以在老爷太太们面前夸耀了——不过如果让没上过多少学的凡卡听见老板以自己的马的尾巴发表的演讲（其实是在那些少有修养的人眼里，那其实是一篇错别字连篇但又可以得奖的大笑话），凡卡会认为那比谈论猪屁股还恶心。
老板蠕动着自己的身体——他平时不是这样蠕动，而是扭动——走过来走进店里。终于凡卡知道为什么老板会这样异常，当店门被推开时，一股烈性伏尔加的味道扑面而来，老板摇摇晃晃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是看来卧室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些，一个身影就这样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倒在床上。这时门又开了，是老板娘，一股龙舌兰的味道扑面而来，她也差点倒在凡卡身上，可最后她还是倒在了床上。就这样，一阵脚步声后，店里又恢复了寂静。凡卡在一阵提心吊胆之后也又平静下来，本该在这时忙着擦地的他现在这坐着不动，这若在平常可是找死的呀。
现在，凡卡心想，自己坐着也没事了，又没人知道，而这地板擦不擦都一个样。他渐渐放松起来，又想起给爷爷的那封信了。正当凡卡倚着台子想爷爷时，一双眼睛盯上了凡卡，这双眼睛的主人不算是成人，可他却以一颗成人的心想着一件罪恶的事。
伙计也回来了，他本想把老爷太太扶进屋里，可没成想他们比兔子还快，根本不用伙计扶，自己就像苹果落地似的朝着床走了过去。看老板和老板娘都走了，睡觉去了，伙计自己也深感疲乏，昨天在第三大街弗拉基米尔家的聚会真是闹腾极了，现在一想起来就头疼，所以伙计决定自己还是去睡觉吧。正当他把马安顿好，从后门进屋准备去睡觉时，他从过道里却看见一个人，那是凡卡。尽管同样是从异乡来的，同样都还不是大人，可伙计却对凡卡没有一点好印象。因为在他那颗虽然只有十六七岁的心上，却已生出许多心眼，这使他提前成了一个虚伪，充满欺诈与嫉妒的人。伙计不允许店里除老板及其家人以外有任何人敢违抗他，凡卡就这样成了他暴政下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的，作为学徒的凡卡尽管不被老板喜欢，可他的聪明与灵巧却让伙计耿耿于怀。伙计一直把凡卡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生怕凡卡哪一天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也就是伙计心里生成罪恶计划的原因——他想除掉竞争对手。
老板和老板娘虽然喝多了，可毕竟还好好的，他们到下午就醒了过来。当老板从房里出来，伸伸胳膊，抽抽裤腰然后又打个哈嘁，最后终于清醒过来后，发现店里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便去点钱了，而老板娘则不像老板那样有那么多坏毛病，刚从床上起来便一溜烟冲出店门，出去了。凡卡呢？他正擦地板呢，来回来去的脚步声并没有扰乱他的心，他心中依然想着爷爷。
伙计终于开始他的计划了。老板点钱时的神情专注的很，就是此时此刻天塌下来也不能使他挪挪地方。伙计进来了，他是来帮忙记账的。于是，钞票过手的声音与笔尖滑动的声音此起彼伏。老板果然是老手，他的工作尤其是与钱有关的，绝对是速度加质量。老板靠在椅子上，发现今天伙计干活认真许多，还为自己沏好了茶。这小子今天不错呀，老板心想，于是对伙计说，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吃饭吧，随后自己便出去了。而伙计呢，也正暗自心喜，他终于获得一个想老板和老板娘进言的机会了。
毕竟是圣诞节，老板似乎也松了许多。只要凡卡不停的干活，老板也就不搭理他，也就不像以往那样鸡蛋里头挑骨头了。这使凡卡轻松许多，他虽然做了不少事，但对于平常来说，这实在是太轻松了。终于熬到晚上了，凡卡不盼着老板价会给他什么好吃的，不过睡觉时就可以梦见爷爷了。他依然对它的信充满希望。凡卡喝着稀粥，啃着面包，而在离过道不远的餐厅里，老板，老板娘还有伙计正大鱼大肉的吃呢。就在这当儿，伙计开口了，把他看见凡卡偷懒不干活再加上许多醋啊油啊，一块儿回了一锅，给了老板和老板娘。后果可想而知，老板和老板娘哪里还吃饭呀，火气顿时冲天，老板娘会屋去拿鞭子，而老板更是从桌子上抄起一把叉子就冲了出去。伙计自然很高兴，只挽挽袖子便跟了出去，因为他并不想一下之凡卡于死地。
在昏暗的灯光下，凡卡因为身上正挨着鞭打而嚎叫，而他心中却纳闷为什么当时醉醺醺的老板和老板娘会知道他偷懒，而他决没想到会是伙计告的密。老板一边抽打着一边穿着粗气，还骂凡卡：“叫你个狗崽子偷懒，不干活，还敢偷面包，真是反了你了。”对于偷懒凡卡无法否认，但哪来的偷面包，凡卡真是觉得自己冤枉。他忍住疼，说：“老、老板、我，没有偷、偷面包。”老板一听，停下手中的鞭子，“真的没偷？““真的。就是您给我是个胆子我也不敢偷面包去呀。”老板听后，气喘的越来越粗了，凡卡以为老板累了，可老板突然挥起手臂，照着凡卡腿上就是一下，凡卡开始还以为是给了他一拳，没想到一拳下去，凡卡感到揪心的疼，鲜血一下子沁透了凡卡的单裤。原来老板把叉子刺进了凡卡的肉里，“真是反了，还敢狡辩......"老板有点累了，他也不管凡卡的伤口，对伙计说：“把他关进马棚里。”伙计假装关心凡卡的样子，说：“老板，你看，凡卡这个样子，外面有这么冷，您看......""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老板依旧很生气但也很累，于是就回屋去了。
老板走了，伙计回过头来看凡卡，好像昏过去了，看着凡卡鲜血淋淋的腿，伙计露出一丝微笑。心想：凡卡再见了，谁叫你这么倒霉呢？说完，他拖着凡卡，走了。并不是走去马棚的后门，而是去前门，去大街上。
作者简介
契诃夫(1860～1904) 俄国的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编辑本段作者生平
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凡卡写信
。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1890～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 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主要作品：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等，中篇小说《草原》、《六号病房》等，戏剧《海鸥》、《樱桃园》、《凡卡》等。
编辑本段原文
九岁的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希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 在写第一个字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他叹了一口气，跪在作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作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糊糊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儿，65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希旦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 现在，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 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儿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鲇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一百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鹬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 凡卡伤心地叹口气，又呆呆地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拿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爱果儿，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 “乡下 爷爷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注：这里的“好容易”指“好不容易”。 本文已被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作为第15课教材《凡卡》。
编辑本段创作历程
创作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1、早期（1880—1888）奠定简洁、幽默风格的时期。 主要作品分两类： （1）嘲笑奴性心理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 （2）反映下层人民悲惨命运的：《苦恼》、《凡卡》等。 2、中期（1888—1896）思想、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 作品主题多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风格变为严肃深沉。 作品：《草原》、《第六病室》等。 3、晚期（1896—1904）创作的全盛期。 优秀的中短篇：《套中人》、《关于爱情》、《醋栗》等 著名的剧本：《海鸥》、《樱桃园》。
第一阶段
1880~1888年，用笔名“叫兽”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小公务员之死》和《变态女子》、《变色龙》、《拉稀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凡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
1888~1896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坏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牛夫人》、《哥斯拉》和《灯光》、《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第六病房》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
为1896~1904年。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做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活在套子里的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叽歪博士》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真诚，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美的毁灭”的主题；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编辑本段影响
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编辑本段小说凡卡
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契诃夫肖像
这篇小说通过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件事，反映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中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 文章按写信的过程记叙。开始叙述圣诞节前夜凡卡趁老板、老板娘和伙计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偷偷地给爷爷写信；接着，通过写信向爷爷倾诉自己在鞋铺当学徒遭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再三哀求爷爷带他离开这儿，回到乡下去，并回忆了与爷爷在一起时的生活情景；最后交待，凡卡没有把收信人的地址名字写清楚就把信塞进邮筒里，在甜蜜的梦中看见爷爷正在念着他的信。 本文表达上的特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讲凡卡的悲惨遭遇，由作者的叙述、凡卡的信和他在写信过程中的回忆三部分内容穿插起来,相互映衬.第二，采用了插叙、对比、反衬、暗示的手法。第三，抓住了细节描写，从人物的语言、神情、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进行刻画，使文章十分生动，催人泪下。使人在读完后无不流泪。
编辑本段续写结局
结局一
伙计们是这样打算的，既然凡卡身上有伤，外面又这么冷，不如把他扔到外面去，反正也活不成了。要是老板过问起来，就说他自己逃走了，结果冻死在大街上了。于是凡卡被伙计们扔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垃圾箱旁。看着凡卡虚弱的身影，伙计们又笑了，他们没想到他的计划这么快就成功了。 而凡卡，这个九岁的生命正一步步地走向死神。在他颤抖的小嘴中，吐露着两个字——爷爷。 天渐渐亮了，凡卡也慢慢地睁开了他那疲倦的双眼。但他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全副武装地等他醒来呢。凡卡一睁开双眼，老板便怒气冲冲地对凡卡吼道：“小子！你竟敢偷懒不做工了！居然还想溜走？！想造反吗？看我今天非抽死你不可！” 老板这边开始“地震”了，老板娘那边的“火山”也爆发了。这一对恶夫妇一齐上前打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凡卡，直到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为止方才罢休。 凡卡被恶毒的老板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一下脑袋，一下子昏倒了。伙计们在一旁凑热闹，看凡卡昏倒了，连忙对老板说：“老板，凡卡在您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一点面包，还吃了一些鱼呢！”老板听了，咬牙切齿地踢了踢凡卡。当凡卡醒来时，老板马上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凡卡的脸颊又红又肿。他连为什么挨打也不知道，老板立刻又拿起铁棍，一棍一棍地打下去。老板一点都不留情，还骂道：“小兔崽子，竟然偷吃面包和鱼！”说完拿起楦头大力一打下去。凡卡的意识越来越薄弱了，他又倒了下去，眼睛一点一点地闭上了。老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小兔崽子！还不如死了算了，活在这世上，只会浪费米饭！”凡卡听了，才知道原来自己来到这世上，只是浪费米饭。于是便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天堂、地狱……
结局二
过了两个钟头，凡卡醒了。他一睁眼，就看见老板和老板娘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凡卡愣住了。老板操着一根木棒就打起来，打得凡卡皮开肉绽，嘴里还不住地骂着：“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然在睡觉！不错啊，知道偷懒了，敢戏弄我了，开始学坏了啊！”老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顿时，老板娘的“火山”也喷发了，揪着凡卡的头发，拿皮带揍着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凡卡，凡卡昏倒了。 他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拿脏手背揉揉伤口，伤口像刀割了一样。凡卡伤心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就是石头也会被他感动的。 他的眼泪哭干了，他决心逃出去。他快速地奔出店门，直往村子赶。正当他跑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时，忽然，他看见一张非常面熟凶神恶煞的脸。啊！是老板！老板揪着他的头发回到店里，把弱小的凡卡绑在一根树枝上使劲地抽打，凡卡怎么忍受得了如此的虐待呢？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悲痛。这时，他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过了许久，他只看见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带着公狗泥鳅和老母狗卡希旦卡来救他了。 爷爷一纸诉状将阿里亚希涅告上法庭，让被他欺凌的人来找他报仇，最后，阿里亚希涅这个恶魔被当场绞死。
结局三
凡卡多么希望回到爷爷的身边，他盼啊，盼啊…… “砰——”老板把门踢开，看到凡卡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睡觉，顿时火冒三丈，拿起一桶水往凡卡身上泼。凡卡睁开蒙胧胧的睡眼，他还以为是爷爷来接他来了，便大叫道：“爷爷！”“爷爷？谁是你爷爷，臭小子！趁我出门，到睡起觉来了，翅膀长硬了是吧，想飞出去了！老子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凡卡这才知道，是狠毒的老板回来了。老板大喝：“伙计，把我的皮带拿来。今天我真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伙计们立刻呈上一条硬硬的皮带，老板双手紧紧捏住这条皮带，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他一步一步地向凡卡走来，凡卡的危险也将一步一步地逼近。凶神恶煞的老板一把将小凡卡按倒在地，剥下了他的裤子，用皮带狠狠地抽凡卡的屁股。凡卡一阵剧痛，但他没有哭，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哭起来，老板下手会更重的，一旁的伙计非但不来帮帮凡卡，还嘲笑可怜的小凡卡：“瞧他那样儿，真是乡巴佬，不知天高地厚！” 接着，凡卡还得忍着被皮带鞭打的剧烈疼痛，又干起活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青鱼……身子本来就虚的凡卡哪儿经得住这番折腾，差一点儿，凡卡就累得趴下去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凡卡揉了揉被老板用皮带鞭打的屁股，捶了捶累得发疼的腰，端起一碗稀得见底的粥，咕咚咕咚直往喉咙里倒。而老板和老板娘呢！则在客厅里大吃大喝，餐桌上的丰盛的午餐，香气四溢，一看就让人流口水。看，就连老板养的狗都吃上了香喷喷的大鲇鱼呢！凡卡看看老板那儿，又瞧瞧自己的午餐：那碗一口就能喝得精光的粥，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又回想起了以前在乡下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臭小子，吃完饭还楞着，是不是想找打，死性不改！还不给我去干活！”怒气冲冲的老板破口大骂，又一次扬起了皮带…… 凡卡又忙碌起来了，他不断地想：爷爷，你怎么还不来接我？ 夜幕降临了，凡卡摸了摸饿得饥肠辘辘的肚子，寒颤颤地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出神。 “哇，哇，哇……”小崽子的哭声使凡卡清醒过来，老板闻声而来：“你这臭小子，偷懒是吧！把我儿子弄哭了，高兴了是吧！”“没有，没有……”老板不容小凡卡分辨，如同疯狗似的，用皮带无情地拍打在凡卡虚弱的身体上。 再一次被狠心的老板毒打，使凡卡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再呆在鞋匠铺里受苦了，要不，总有一天，会被老板打死的！他想到了逃！他毅然起身，冲进了茫茫大雪之中。 寒风呼呼地刮着，大街上的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袄，而凡卡呢，穿着一件单薄，有5、6个补丁的破衣裳；裤子呢，只有半条。因为，老板觉得凡卡有时太不听话了，打他也不能消气，便叫他心爱的狗来扯凡卡的裤子，久而久之，凡卡的裤子就被扯得只剩下半条了；凡卡没有袜子、鞋子，他只能赤着一双被大雪冻得通红的脚走在冷冰冰的大街上。时不时，凡卡还得紧一紧腰带…… 突然，凡卡对面飞来一辆马车，凡卡没注意，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吁——”马车停了下来。原来是喝得醉醺醺的邮差驾着马车撞到了凡卡，邮差非但不下马车救凡卡，而是轻蔑地对凡卡说：“穷小子，撞死活该！写封信——不贴邮票，不写收信人地址，谁给你寄！”说完，便撕，再一撕，再撕，再撕……手一扬，风一吹，凡卡给爷爷写的信变成千万只蝴蝶，漫天飞舞……凡卡用剩下的最后一口气，手一撕轻轻地叫了一声：“爷——爷……”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捡了一张碎片，放在胸前，慢慢地死去了…… 太阳升起来了，柔和的阳光照在凡卡弱小的身子上，他嘴唇发白，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他可能在想，爷爷一定会来接他脱离苦海的……
结局四
契诃夫(1860～1904) 俄国的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编辑本段作者生平
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凡卡写信
。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1890～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 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主要作品：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等，中篇小说《草原》、《六号病房》等，戏剧《海鸥》、《樱桃园》、《凡卡》等。
编辑本段原文
九岁的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希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 在写第一个字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他叹了一口气，跪在作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作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糊糊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儿，65岁，老是笑眯眯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希旦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 现在，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 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他们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起个家伙就打我。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儿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鲇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一百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鹬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 凡卡伤心地叹口气，又呆呆地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呀！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地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拿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爱果儿，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 “乡下 爷爷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搭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注：这里的“好容易”指“好不容易”。 本文已被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作为第15课教材《凡卡》。
编辑本段创作历程
创作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1、早期（1880—1888）奠定简洁、幽默风格的时期。 主要作品分两类： （1）嘲笑奴性心理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 （2）反映下层人民悲惨命运的：《苦恼》、《凡卡》等。 2、中期（1888—1896）思想、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 作品主题多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风格变为严肃深沉。 作品：《草原》、《第六病室》等。 3、晚期（1896—1904）创作的全盛期。 优秀的中短篇：《套中人》、《关于爱情》、《醋栗》等 著名的剧本：《海鸥》、《樱桃园》。
第一阶段
1880~1888年，用笔名“叫兽”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小公务员之死》和《变态女子》、《变色龙》、《拉稀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凡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
1888~1896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坏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牛夫人》、《哥斯拉》和《灯光》、《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第六病房》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
为1896~1904年。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做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活在套子里的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叽歪博士》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真诚，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美的毁灭”的主题；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编辑本段影响
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编辑本段小说凡卡
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契诃夫肖像
这篇小说通过凡卡给爷爷写信这件事，反映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中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 文章按写信的过程记叙。开始叙述圣诞节前夜凡卡趁老板、老板娘和伙计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偷偷地给爷爷写信；接着，通过写信向爷爷倾诉自己在鞋铺当学徒遭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再三哀求爷爷带他离开这儿，回到乡下去，并回忆了与爷爷在一起时的生活情景；最后交待，凡卡没有把收信人的地址名字写清楚就把信塞进邮筒里，在甜蜜的梦中看见爷爷正在念着他的信。 本文表达上的特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讲凡卡的悲惨遭遇，由作者的叙述、凡卡的信和他在写信过程中的回忆三部分内容穿插起来,相互映衬.第二，采用了插叙、对比、反衬、暗示的手法。第三，抓住了细节描写，从人物的语言、神情、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进行刻画，使文章十分生动，催人泪下。使人在读完后无不流泪。
编辑本段续写结局
结局一
伙计们是这样打算的，既然凡卡身上有伤，外面又这么冷，不如把他扔到外面去，反正也活不成了。要是老板过问起来，就说他自己逃走了，结果冻死在大街上了。于是凡卡被伙计们扔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垃圾箱旁。看着凡卡虚弱的身影，伙计们又笑了，他们没想到他的计划这么快就成功了。 而凡卡，这个九岁的生命正一步步地走向死神。在他颤抖的小嘴中，吐露着两个字——爷爷。 天渐渐亮了，凡卡也慢慢地睁开了他那疲倦的双眼。但他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全副武装地等他醒来呢。凡卡一睁开双眼，老板便怒气冲冲地对凡卡吼道：“小子！你竟敢偷懒不做工了！居然还想溜走？！想造反吗？看我今天非抽死你不可！” 老板这边开始“地震”了，老板娘那边的“火山”也爆发了。这一对恶夫妇一齐上前打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凡卡，直到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为止方才罢休。 凡卡被恶毒的老板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一下脑袋，一下子昏倒了。伙计们在一旁凑热闹，看凡卡昏倒了，连忙对老板说：“老板，凡卡在您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一点面包，还吃了一些鱼呢！”老板听了，咬牙切齿地踢了踢凡卡。当凡卡醒来时，老板马上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凡卡的脸颊又红又肿。他连为什么挨打也不知道，老板立刻又拿起铁棍，一棍一棍地打下去。老板一点都不留情，还骂道：“小兔崽子，竟然偷吃面包和鱼！”说完拿起楦头大力一打下去。凡卡的意识越来越薄弱了，他又倒了下去，眼睛一点一点地闭上了。老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小兔崽子！还不如死了算了，活在这世上，只会浪费米饭！”凡卡听了，才知道原来自己来到这世上，只是浪费米饭。于是便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天堂、地狱……
结局二
过了两个钟头，凡卡醒了。他一睁眼，就看见老板和老板娘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凡卡愣住了。老板操着一根木棒就打起来，打得凡卡皮开肉绽，嘴里还不住地骂着：“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然在睡觉！不错啊，知道偷懒了，敢戏弄我了，开始学坏了啊！”老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顿时，老板娘的“火山”也喷发了，揪着凡卡的头发，拿皮带揍着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凡卡，凡卡昏倒了。 他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拿脏手背揉揉伤口，伤口像刀割了一样。凡卡伤心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就是石头也会被他感动的。 他的眼泪哭干了，他决心逃出去。他快速地奔出店门，直往村子赶。正当他跑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时，忽然，他看见一张非常面熟凶神恶煞的脸。啊！是老板！老板揪着他的头发回到店里，把弱小的凡卡绑在一根树枝上使劲地抽打，凡卡怎么忍受得了如此的虐待呢？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悲痛。这时，他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过了许久，他只看见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带着公狗泥鳅和老母狗卡希旦卡来救他了。 爷爷一纸诉状将阿里亚希涅告上法庭，让被他欺凌的人来找他报仇，最后，阿里亚希涅这个恶魔被当场绞死。
结局三
凡卡多么希望回到爷爷的身边，他盼啊，盼啊…… “砰——”老板把门踢开，看到凡卡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睡觉，顿时火冒三丈，拿起一桶水往凡卡身上泼。凡卡睁开蒙胧胧的睡眼，他还以为是爷爷来接他来了，便大叫道：“爷爷！”“爷爷？谁是你爷爷，臭小子！趁我出门，到睡起觉来了，翅膀长硬了是吧，想飞出去了！老子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凡卡这才知道，是狠毒的老板回来了。老板大喝：“伙计，把我的皮带拿来。今天我真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伙计们立刻呈上一条硬硬的皮带，老板双手紧紧捏住这条皮带，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他一步一步地向凡卡走来，凡卡的危险也将一步一步地逼近。凶神恶煞的老板一把将小凡卡按倒在地，剥下了他的裤子，用皮带狠狠地抽凡卡的屁股。凡卡一阵剧痛，但他没有哭，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哭起来，老板下手会更重的，一旁的伙计非但不来帮帮凡卡，还嘲笑可怜的小凡卡：“瞧他那样儿，真是乡巴佬，不知天高地厚！” 接着，凡卡还得忍着被皮带鞭打的剧烈疼痛，又干起活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青鱼……身子本来就虚的凡卡哪儿经得住这番折腾，差一点儿，凡卡就累得趴下去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凡卡揉了揉被老板用皮带鞭打的屁股，捶了捶累得发疼的腰，端起一碗稀得见底的粥，咕咚咕咚直往喉咙里倒。而老板和老板娘呢！则在客厅里大吃大喝，餐桌上的丰盛的午餐，香气四溢，一看就让人流口水。看，就连老板养的狗都吃上了香喷喷的大鲇鱼呢！凡卡看看老板那儿，又瞧瞧自己的午餐：那碗一口就能喝得精光的粥，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又回想起了以前在乡下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臭小子，吃完饭还楞着，是不是想找打，死性不改！还不给我去干活！”怒气冲冲的老板破口大骂，又一次扬起了皮带…… 凡卡又忙碌起来了，他不断地想：爷爷，你怎么还不来接我？ 夜幕降临了，凡卡摸了摸饿得饥肠辘辘的肚子，寒颤颤地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出神。 “哇，哇，哇……”小崽子的哭声使凡卡清醒过来，老板闻声而来：“你这臭小子，偷懒是吧！把我儿子弄哭了，高兴了是吧！”“没有，没有……”老板不容小凡卡分辨，如同疯狗似的，用皮带无情地拍打在凡卡虚弱的身体上。 再一次被狠心的老板毒打，使凡卡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再呆在鞋匠铺里受苦了，要不，总有一天，会被老板打死的！他想到了逃！他毅然起身，冲进了茫茫大雪之中。 寒风呼呼地刮着，大街上的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袄，而凡卡呢，穿着一件单薄，有5、6个补丁的破衣裳；裤子呢，只有半条。因为，老板觉得凡卡有时太不听话了，打他也不能消气，便叫他心爱的狗来扯凡卡的裤子，久而久之，凡卡的裤子就被扯得只剩下半条了；凡卡没有袜子、鞋子，他只能赤着一双被大雪冻得通红的脚走在冷冰冰的大街上。时不时，凡卡还得紧一紧腰带…… 突然，凡卡对面飞来一辆马车，凡卡没注意，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吁——”马车停了下来。原来是喝得醉醺醺的邮差驾着马车撞到了凡卡，邮差非但不下马车救凡卡，而是轻蔑地对凡卡说：“穷小子，撞死活该！写封信——不贴邮票，不写收信人地址，谁给你寄！”说完，便撕，再一撕，再撕，再撕……手一扬，风一吹，凡卡给爷爷写的信变成千万只蝴蝶，漫天飞舞……凡卡用剩下的最后一口气，手一撕轻轻地叫了一声：“爷——爷……”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捡了一张碎片，放在胸前，慢慢地死去了…… 太阳升起来了，柔和的阳光照在凡卡弱小的身子上，他嘴唇发白，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他可能在想，爷爷一定会来接他脱离苦海的……
结局四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九岁，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学期里有。
五、契诃夫的资料和作品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俄国最后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巨匠。一生写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早期作品有《假面》《变色龙》《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之死》《苦恼》《风波》《万卡》。1890年从库页岛回来后，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加深刻，代表作品有《套中人》和《第六病室》。晚年，契诃夫致力于小说和戏剧创作，小说有《农民》《带阁楼的房子》《新娘》，剧本有《万尼亚舅舅》《樱桃园》，这时作品洋溢着乐观主义情调，对新生活充满信心。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大师，小说的艺术特色：①简练、朴实（"简练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精简的艺术"），②夸张幽默讽刺手法，③情节富有戏剧性。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失去了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别里科夫就是这种环境造就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当时制度下的一个"良民"。作者首先通过"我"介绍了别里科夫生活、习惯上、思想上的有形和无形的套子以及"套子"对自己的生活、学校的人、全城的人的影响。其次作者以恋爱及失败为中心事件，让别里科夫自己表演，语言、神态、心理逼真传神。一方面让我们觉得他可恶，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可怜。可恶之处表现在性格上的顽固保守、躲避现实、害怕变革和人格上的卑劣，可怜之处表现在整天六神无主、谨小慎微，因多疑而诚惶诚恐、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丧失了自我。总之，他不但不知自己的"奴隶"身份，而且想极力地让"全城的人"都生活在"做稳奴隶的时代"。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失去了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别里科夫就是这种环境造就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当时制度下的一个"良民"。作者首先通过"我"介绍了别里科夫生活、习惯上、思想上的有形和无形的套子以及"套子"对自己的生活、学校的人、全城的人的影响。其次作者以恋爱及失败为中心事件，让别里科夫自己表演，语言、神态、心理逼真传神。一方面让我们觉得他可恶，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可怜。可恶之处表现在性格上的顽固保守、躲避现实、害怕变革和人格上的卑劣，可怜之处表现在整天六神无主、谨小慎微，因多疑而诚惶诚恐、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丧失了自我。总之，他不但不知自己的"奴隶"身份，而且想极力地让"全城的人"都生活在"做稳奴隶的时代"。
契诃夫简介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契河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 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 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 自由而受 的青年学生。他的 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 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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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歆
环俄留学首席顾问、高级培训讲师、顾问部总监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育学学士、社会心理学硕士，2011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优秀毕业生，2017年入围出国留学中介行业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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